庞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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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晓杰经济学家是一群被过度信赖,但名不副实的名利之徒?-前海汇能金融

庞晓杰经济学家是一群被过度信赖,但名不副实的名利之徒?-前海汇能金融

庞晓杰
◎来源| 节选自财经生活家
当年认识一个朋友,
他喜欢说自己是研究员,
而不是经济学家。
有一次,
他在电视上回顾了
自己多年对股市和楼市的研判,
事实证明他是真的都对了。
志得意满回到家的那一刻,
他老婆堵在门口,
翻来翻去就一句话:
你有毛病啊,啊?你研判那么准,
居然从来不买?
他被逼急了:
买了我就会屁股决定脑袋
说不准了。
不如这样拿拿演讲费,名利双收的好呀!
最近,经济学家有点被群殴的感觉,
他们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不妨先看看老道消息这篇:
经济学家岂好辩哉
1980年硕士毕业的郎咸平去国军服役,驻地抽签的时候抽到了只有1%中奖率的妈祖岛。
身边其他人看到他抽到了“签王”,先全都开心的鼓起掌,庆祝自己逃过一劫。而郎咸平准备好了白色的内裤,准备到时候共军一开炮就脱下内裤当白旗投降。
郎咸平服役期间染上了三种皮肤病,湿疹、疥疮和痤疮。更倒霉的是,郎咸平到马祖驻地的时候,林毅夫已经游过对岸去了。因为传说林毅夫是抱着篮球游过去的,所以郎咸平和战友们再也不能打篮球了。
林毅夫那时候还叫林正义,兄弟姐妹好几个,全靠父亲的美发厅养活,日子过得紧巴,林妈妈日常得给别人洗衣服补贴家用,林正义每天放学也要到亲戚家提泔水回来喂猪。就是这样,他最后还是考上了知名的台湾大学。
而郎咸平祖籍山东,虽然是根正苗红的眷村子弟,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母亲是很有知名度的老师,却在很多个场合都不厌其烦的向人们描述他悲惨的童年:得不到父亲的关心,跟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不睦,上学之后不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每次体罚都第一个被揪出来。
林正义是一路成绩第一到的台大,而郎咸平是跌跌撞撞拿到了台湾大学的硕士学位。从军后林正义是上尉连长,郎咸平是少尉排长。林毅夫在马山播音前哨站是站长,郎咸平在财务教官考试中被刷下来,他说讲起课来口齿伶俐,条理清晰,但是部队就是不录用他。
然而最后前途无量的林正义叛逃了,这个意外给当年的台湾军民带去了巨大冲击。可以想像从小爹妈不疼,又窝在妈祖岛上苦闷度日的郎咸平,听到这种传言,在又冷又怕的夜晚,一定好奇过:对岸到底有什么吸引了林正义?
01
叛逃到大陆的林正谊改名林毅夫,在给哥哥的家书中,他为自己的叛逃辩解“不但要做台湾的主人,还要做中国的主人,要为中国的富强奋斗”。
整个70年代,中国的年轻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思考后伟人时代的中国。讽刺的是,中国60年代唯一的嬉皮士,听Beatles 的摇滚青年林立果是第一个反思的人,他组织编写了中二版的建国方略,571工程纪要,事败后被人民日报全文作为批判材料刊发,但是却引发了更多人的反思。
1974年,顾准于书信中形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之后去世,临终前预言“神武景气”即将到来,嘱托吴敬琏要“待机守时”。牟其中在狱中写下了和杨小凯同名的万字长文《中国往何处去》,用的还是六十年前毛主席在《湘江评论》时的典型文风。
他们所讨论的议题,200年前法国大革命时的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已经有过论战,但是在中国仍是暗夜中的“一灯如豆”。
等到林毅夫到来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同往昔,李银河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要大大加强法制》被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后刊发。林毅夫要求不再作为对台宣传工具的意见得到的尊重,他被安排进北大学习经济学。
1980年,吴敬琏和自己的7个同事去到医院孙治方的病房里工作。中科院紧急把吴敬琏几个人调到医院,用记录口述的方式,抢救孙治方的腹稿。也就是在病床上,孙治方和吴敬琏他们都发现,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演下去,是一个矛盾的结果。
1979年,也是林毅夫登陆那一年,刚刚调进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院不久的一名年轻研究员,被李银河介绍给了自己的同学黄江南和朱熹明。几个人又碰到了做记者的翁永曦,4个年轻人凑在一起讨论的热火朝天,后来他们干脆在车公庄租了一间房写起了报告。
这个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报告,先是被这位年轻的研究员送到自己的岳父姚依林那里,之后又被姚依林送到了陈云手里。拿到报告的陈云觉得报告讨论的事是件大事,于是最终这个报告就到了当时国务院总理手里。
没多久总理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四个年轻人。后来这次会面被形容为“国家领导人在新中国后第一次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
青年学者受重视算是当时的时代特征。给总理做汇报的翁永曦后来去了被俗称为九号院的农研所,两年后他被所长杜润生提拔为副主任,级别上相当于从科级一下提到副部级。
提拔翁永曦的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也是把包产到户包装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绕口说法,设法通过了文件审核的人。曾经有年轻人嫌他搞得太复杂,杜润生回答说:“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杜润生领导的九号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历史上是个神奇的存在,这个地方在几年内相继为5个中央一号文件提供了理论支撑。九号院里还住进过3个国家领导人,青年们跟领导人在同一个院子工作生活,可能也是绝唱了。
张维迎后来分析说,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政府领导官员都是老革命,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在讨论经济问题这些他们不太懂的领域上就表现的很谦逊。老领导们不仅很谦逊,还对青年人很宽容。后面几年,去给部长们做汇报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喜欢放飞自己,不少人经常穿着短裤撒着拖鞋就去了。
1980年,年轻的研究员和黄江南被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请去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出主意,当时广东各个厅的厅长带着各个处的处长,轮流给他们两个人做汇报。王岐山和黄江南负责给这些人发提纲、发问卷。
80年代,讨论经济变革是知识青年群体里很时髦的事儿。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成了畅销书,有一阵子北京还出现了好多盖着“内部传阅”的盗版书。
前几年张五常回北京做演讲,很怀念了一番当初的“好气象”,说自己当时到北京,“想见什么人就可以见什么人”,到各地也总有官员请他题字。张五常后来给人题字上瘾,可以说就是被80年代的环境给惯出来的。
不过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整体地位的,恐怕还得算是84年的莫干山会议。这个会议以“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位,不讲名气”的五不讲吸引了全国的热血青年。
当时入选的青年学者被要求不准带论文,必须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子。据说有落选的青年徘徊在莫干山下迟迟不愿意离开,有人苦苦哀求只为上山旁听一晚讨论。
用今天的眼光看,84年的莫干山会议就是经济学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02
上个月林毅夫一个关于振兴东北的报告,再次引发了中国经济学圈子的地震,批评热捧嘲笑讽刺,热闹非凡。
去年张维迎跟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争了大半年,去年年底专门在北大开了一场“辩论会”。林毅夫认为政府奖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鼓励创新。张维迎反驳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喜欢吃,奖励只会召来一群投机的人。
其实这两个人已经争了20多年。
林毅夫这个人有两点让人想不到,一个是作为温文尔雅的台湾人,在北京舌战群儒从来不怯场。知乎上还有同事爆料,讲林毅夫在北大东门,如何向一个乱按喇叭的司机饱以老拳,打得对方满脸开花。
另外一个是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堡垒芝加哥大学的门生,最后彻底站在了政府产业政策的这一边,用一个又一个干预市场的药方,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
而张维迎虽然无缘芝加哥大学,却是一个精神上的芝大人。最喜欢的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他到体改委上班,还得了一个“维迎德曼”的外号。
林毅夫1987年从美国回来,正遇上价格闯关的改革失败,当时各地物价飞涨,通胀率高到18.5%,全国人民疯狂大抢购,打砸骚乱一起来,弄的好多商店们只敢隔着门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林毅夫发现西方经济学那一套在当时都是大国企的中国起不了作用,反而是粗暴的一刀切的“停缓建”迅速给经济降了温。
细数起来,给自由经济扛大旗的更多的是上过山下过乡、被各种运动修理过、见识过计划经济残酷的人。早的有跟林毅夫论战过的杨小凯,近的还有批评过李稻葵“斯文扫地、学界悲哀”的许小年。
许小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时说:“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张维迎虽然没上过山下过乡,但是他们家就在陕北农村,是当年最吸引北京知青的圣地。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8个兄弟姐妹最后活下来5个。他娘为了给孩子们弄口吃的,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夜路去换高粱。
但是像李稻葵这样,到上大学的时候碰上恢复高考,大学毕业又正是国家经济改革最出成就的时候,自然很容易跟林毅夫一样,站到后发优势、产业政策这一边了。
经济学家岂好辩哉?
其实谁都明白,最终决定大家江湖地位的还是在政府那里的位置,吴敬琏厉以宁争了大半辈子没分出个胜负,但是两位前辈高山仰止,是因为吴敬琏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里,带出了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厉以宁在北大培养了一批好学生,像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都是进了政治局的人。
但是可惜啊,我们只有一个政治局,一个央行,一个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还有可能要合并,位置就那么多,但是一茬一茬的经济学家还要回国。年轻一代没赶上国难思良将的好时候。他们在江湖上的斗狠,可就不像林张之争那么温文尔雅了。
邹恒甫的横空出世,把经济学家的论战直接引向了下半身。06、07年他跟《北大商业评论》主编何志毅先后发公开信举报搞内斗,最后不约而同落到了“品行卑鄙,肮脏无耻”上。
邹恒甫经此一事算是一战成名,从此成了经济学第一狂人。跟张维迎的风波平息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在微博上搞了个大新闻,说北大院长、主任奸淫梦桃源餐厅女服务员。
这种标准的天涯风标题当然迅速火遍互联网。
谁知道,这个事儿最后成了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烂尾八卦。当时多少人天天趴在邹教授的微博下面,眼巴巴等着他放点无码高清实锤。北大那几个餐厅女服务员倒了霉,有一阵子跟猴子一样,天天有人过去围观他们。
一直到北大把这个事儿告上法庭,邹恒甫才出来跟媒体解释:自己一向喜欢夸大其词,用奸淫这种词是一种说话策略,是一种马克吐温式的幽默。
据说邹恒甫有两条狗,一条叫爱因斯坦,一条叫牛顿,第三条准备叫莎士比亚。他在《新京报》的采访中说:他跟北大没有个人恩怨,喊出北大奸淫是为教育的神圣呐喊,但是“如果此次北大能彻底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恢复我在北大的教职,归还我的房子,那当然是好。”
看来没有什么问题是一套北京的房子解决不了的。
虽然邹恒甫败诉了,但是在吃瓜群众那里,经济学家的形象,已经被污名化为口无遮拦的巫婆神汉,或者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既得者。
经济学家们也再也不会有84莫干山会议的地位了。今年9月中旬还要开第六届莫干山会议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非昔比了。
03
郎咸平虽然只比林毅夫小了四岁,但是“反攻大陆”比林毅夫晚了20年。
等他终于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身份北上时,他已经错过了莫干山会议,错过了价格闯关改革,错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他的师兄林毅夫,这时候已经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在好几个政府的经济研究中心当上了顾问。
好在郎咸平赶上了中国加入WTO,经济走向全面开放的好时候。十六年之后看回去,奥巴马觉得中国搭了好多年便车,李克强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但是当时WTO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可是顶着一顶汉奸的帽子。老百姓觉得入世之后,外国资本要来低价掠夺国有资产,帝国主义的优势产业像饿狼一样扑向羊群,让民族工业死无葬身之地。加上国企改革确实造成了大面积职工下岗,苏联私有化改革殷鉴不远。当时中国民间笼罩在一种恐怖气氛中。
而郎咸平一来就批评国企改革滋生腐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算是说出了下岗职工们的心里话,一言激起千层浪,一个港大教授就此变身为“中国中小股东的代言人”。
他北上第一个盯上的是总部在香港的华润集团。可是这一脚踢到了硬石头,华润集团当时的董事长宁高宁也是个学财务的,郎教授的文章发出来没多久,就被请到了宁高宁的办公室。逐条对质之后郎咸平没有占到便宜,宁高宁扬言要告他,郎咸平马上就服软说,“我就是为了赚点钱,你告我做什么?”
这个事儿虽然是郎咸平被宁高宁虐了,可是他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他抨击国有资产流失能惊动宁高宁,那也就说明这个路子是对的。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同时把海尔、tcl、科龙当成靶子攻击,把顾雏军送到了监狱,一举成为国内最热的经济学家。
2000年前后是大量民营企业家因为产权出事的时候,仰融跑了,李经纬死了,褚时健被抓了。后来张维迎站出来出来说,郎咸平的言论影响了中国国企改革的步子。这话别人听着是批评,可是对郎咸平来说绝对是褒奖。
他从小就羡慕学习好、出风头的同学,有学习很好的同学跟他借水彩笔,他能激动兴奋好几天,觉得是莫大的光荣:为什么他不跟别人借偏偏跟我借?整个初中,他都把等着考第一的同学来借水彩笔当作了理想。
成名之后,听说他的节目有不少人追着看,他连忙问记者:看我节目的人多吗?有《还珠格格》受欢迎吗?记者反问他:你想做小燕子?郎教授当然想,他讲自己最想做的就是财经领域的谢霆锋。
平心而论,郎教授在美国留学拿到的金融学博士学位,就是关于公司治理的,香港大学执教的几年里,也教的财务学,高引论文多是在商科和金融领域的杂志上,在公司财务和实证公司金融领域还是有所建树的。但是成名后他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做节目,无不对宏观经济指指点点。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批评中国统计局数据造假,说经济增长率怎么能够跟GDP划等号,必须要减去通胀才行。大部分人听起来是个大笑话,但是郎咸平的粉丝听起来就觉得,果然还是郎教授敢讲真话。
郎咸平成功定义了第三代经济学家的典范,就是媒体经济学家,利用媒体的超高关注度抢夺在经济学上的话语权,并且从中获得巨大收益。郎咸平的风头在大陆一时无两,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一本《货币战争》的书横空出世。
宋鸿兵比郎咸平厉害,郎教授经济学理论再怎么孱弱,也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论文等身。宋鸿兵学的是和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的自动化,在名字听起来像野鸡大学,实际上还算正规的美利坚大学镀了金,用东拼西凑的二手材料弄出来的一本书,就席卷了全中国,甚至于登堂入室了。
如果说郎咸平是抓住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老百姓对国企改革的焦虑,7年之后,加入WTO给中国人带来了普遍的财富增加,金融危机两房破产之后,中国人的焦虑就是如何让资产保值。
宋鸿兵抓住了这个机会,像神医张悟本开出“绿豆汤治百病”的药方一样,开出了买黄金这个简单粗暴的药方。拿着这个药方的中国大妈,一度逼退华尔街的黄金空头,传为又一个“爱国主义”的美谈。
始作俑者,其必有后。
2008年之后,一大批抓住中国人资产焦虑的经济学家粉墨登场。像刘姝威、易宪容、谢国忠这些说中国股市要跑步涨到1万点,或者是3年内房价要跌50%的,都一夜之间成名成腕,到处跑着演讲授课,名利双收。
十几年了,国企改革的话题不再热门之后,郎教授逐渐和宋鸿兵合流了,这些年还先后相继延伸到科技圈、娱乐圈。郎咸平批评过苹果手机是单核,不够好,发布的新手机硬件没怎么变,只把软件升了级就拿出来骗人,点评过小沈阳的红离不开金融危机。中间还善意地向郭美美母女伸出援手,那次节目至今都是郎教授的污点。
郎教授最后一次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秀肌肉,就是去年跟小三打的那场官司,不但骗到了千万资产,还硬生生把送人家的房子要回来了。这个成就虽然不足以拿诺贝尔奖,却是足以写进新婚姻法普法材料的。
这几年因为不断给骗子金融公司做代言,这老哥俩的日子不太好过了。15年12月,宋鸿兵在太原被群众拉住揍的西装都开了线,同一天,郎咸平也在上海被群众围堵,叫喊不准再到上海去。上个月,郎咸平又被台州的群众给扭送到了派出所。
这哥俩走穴的阵地从北上广退到了晋冀鲁豫的省会,再退到陕甘宁的五线城市,真是沿着我党的胜利路线倒着走。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徐徐落幕,在他们身后,是一个“人人都是经济学家”的黄金时代。
如今有无数的微博股神和微信10万+,在朋友圈的鼓噪下,中国人一窝蜂地去买房,一窝蜂地炒股,一窝蜂去购汇,最近以至于程序员一窝蜂把钱投进币圈搞ICO,互联网公司的绩效都出现了下滑。到最后出了问题,总是一个一刀切的政策下来,让央妈教做人。
所以,让财神姐姐说,我们还是听央妈的吧。

不信?那再看来自商业史记的这篇:为什么经济学家越来越没用
01
经济学家预测对了房价了吗?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测对了金融危机了吗?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的话你相信吗?几乎不相信
科技革命跟经济学家有关系吗?没毛关系
互联网的兴起跟经济学家有关系吗?没毛关系
如果说推动这个世界进步的,是一群企业家和科技创新者
他们当中有哪几个受益于经济学家?几乎没有
那就奇了怪了,经济学家如此百无一用
为什么还招摇过市,老神在在,到处骗吃骗喝还拿高额出场费?
02
林毅夫与国内经济学家又撕起来了,凡是林毅夫支持的,他们就反对
林毅夫是支持政府作用的。他不好意思使用凯恩斯主义字眼,用了一块新招牌——新结构经济学,美其名曰——超越凯恩斯主义,就思想脉络而言,内核还是凯恩斯主义主张
国内许多经济学界是反感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林毅夫主张就成为义务和使命了。
林毅夫每次都站在风口浪尖,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开张后,来了一位重要客户——吉林省委省政府请他来开药方:东北振兴如何再出发
方案一经推出就被各种怼:怼的一方不用认真也不屑看方案的,刚好趁机对林毅夫主张一起清算。这就是国内经济学界状况
经济学家之间吵架姿势其实不好看,为了反对而反对。林毅夫至少有可取之处,他的方案是公开的,但反对一方除了理念上攻讦却从来不提方案
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企业和行业可能死了好几波,进行了好几轮迭代了。
经济学家还在用过去统计数据做模型,还在为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做争辩,还在为要不要产业政策做争辩,而不是深入不同市场不同意区域,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与特点做研究。
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特别浪费粮食,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越来越没用
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不值得信赖?

03
回顾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经济学,严格来说,有用的经济学
只有一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如果非要再举一个,那就是——
凯恩斯修正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资源禀赋说也就是比较优势理论
他们两位说的其实是一回事,斯密更加形象李嘉图更加抽象
斯密和李嘉图理论,基本上可以解释此后二百年的经济发展
无论是工业、贸易还是产业转移,回答了一个主要问题——国民财富是如何产生的。
核心理论都被他们发明了,马克思就只能另辟蹊径,问一个浅显但引发革命的问题:财富是有了,可是怎么分配呢
斯密和李嘉图会哭晕在墙角,按劳分配啊,按资源禀赋分配啊,No、No、No
为什么资本要拿大头,劳工累死累活却一无所有呢?马克思就这样傻傻地问,他提出了无产者概念,于是资本论横空出世
这下轮到全世界都傻了:后面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你们都知道了,一个傻问题可能引发腥风血雨。
04
又过了一百年,有一位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剑桥教授,想必没事干天天去菜市场,看着菜市场里的绅士和淑女们,挥舞着两个手指头在砍价。马歇尔灵机一动,市场不就像一把??吗,这一闪念,就是迄今著名的菜市场理论——他给卖菜的绅士取了名字叫供给,给买菜的淑女取了个名字叫需求。
菜市场理论和剪刀差的发现,也是石破天惊的,经济学就被规范化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也可以打包归为——供给侧了
供给侧的核心含义是如何发挥,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的作用,这一派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经济学派就关心一件事,财富是怎么来的?来自分工、来自比较优势,是不是So So Easy?
林毅夫给吉林省开的药方:其实就是一个古典经济学药方——吉林的比较优势大概也就剩一条路了,发展轻工业——东部沿海都不干的。
因为结论如此简单,所以网上炸锅了——这还用你说?
不明真相群众总是如,容易为高深莫测东西陶醉,也容易被更为漂亮的词语蛊惑,比如自由
倒也是,东北话在海南三亚,已经是三亚最标准普通话了
05
供给需求概念的横空出世,让经济学家们有的忙了,经济学本来只是政治学下,不入流的分支
有了供给需求概念,就可以画供给需求曲线,有了曲线就完全可以引入数学工具
经济学家由此摇身一变,具有了数学思维,就如搞企业要有互联网思维一样
经济学与政治学越走越远,与现实走得越来越远,与数学越走越近,只要离开了数据经济学就会瘫痪
这时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大萧条,也就是资本家每天含泪倒牛奶时刻。
大萧条宣告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供给侧发财梦想的失败,你不能每天只顾埋头生产啊,地主家余粮多了也发愁啊
资本家急死了,验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预见——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在身边,财富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上啊
更为不妙的是,彼时苏联集体农庄正搞的如火如荼,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重新在西方蔓延
危难之际,一位白马骑士从天而降,这就是让后世经济学家爱恨交织的伟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拯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名叫: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的核心思想是——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来买单啊
你得让人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就会买更多面包和牛奶,资本家就不必费神倒牛奶了
问题是政府怎么买单呢?凯恩斯主义者喜欢讲破窗理论,一个形象的故事
窗户破了就会再买玻璃,玻璃生产商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
这几天北京东三环又修路了,据说去年才刚修好,把路面挖了重新修一遍,你看这又得养活多少人对吧
至于政府买单的效率啊,那不是凯恩斯关心的,那是政治学者需要注意的
凯恩斯药方开了有点大,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三条规律:
——边际消费递减规律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流动偏好规律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有钱人吃饭开支占比会越来越少
——工厂越大工人越多效率越低
——零利息借钱不要,负债太多累觉不爱
最后一条流动偏好,许多人可能觉得匪夷所思,零利息的钱为啥不要啊,负债太多之苦只有日本企业懂
凯恩斯药方一出资本家都懂了——就是把工人养肥了才能赚更多呗,嗨嗨嗨,马克思百年前就提醒你们了还不听
06
凯恩斯把大家都惊醒了,并从此达成了共识——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了一条
永久的秘密通道——面干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面就是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水就是货币,至此以后,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天下再无危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依靠凯恩斯主义度过了危机。
投资不足——开足印钞机修铁公基,出口不足——退税刺激出口导向产,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四万亿如法炮制。
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危机起死良方
2008年金融危机后,林毅夫被遴选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任首席经济学家
世行履新期间他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口号
为什么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呢?因为战后30年是西欧北美日本繁荣的30年
,也是凯恩斯主义横扫天下,声誉正隆的30年
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险些让凯恩斯主义被扔进垃圾桶:一是石油危机全球通胀高涨;二是货币主义和自由主义崛起
饱暖思淫欲。人啊就是这么个贱贱的样子,日子一好就蠢蠢欲动无非两个字——自由
有个奥地利年轻人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二战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上学,特别想撸起袖子甩开胳膊上战场,可是你一个奥地利人英国人怎么可能让你加入,万一反水了怎么办
哈耶克于是就很郁闷,然后在图书馆里狂读书,把英国历史上自由主义书都看了一遍,看完一遍还不够,还勤奋做笔记
四年之后,他把抄下来的内容集成一本书,取了一个注定十万+的名字
标题党都自愧不如啊——通往奴役之路
核心思想就是:政府别干预,集体农庄将是人类的灾难
通往奴役之路一经出版,非常尴尬啊,二战英雄丘吉尔正被本国人民抛弃,战后英国人对社会主义是相当向往
到了19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上台时,在经济体制上,英国已差不多社会主义化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工人参加罢工,家属也可以领取罢工补贴
哈耶克一看英国不对啊,然后就跑美国去了被英雄般追捧,从此以后,哈耶克就是凯恩斯主义死敌了。
07
哈耶克压根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在1970年居然获得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大家对凯恩斯主义多么不满,那也没奈何啊
此时另一位神助攻崛起了,此人五短身材一脸和蔼慈祥,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找到了凯恩斯主义的破绽——通胀通胀通胀
政府一旦习惯了乱花钱,是绝对不会再过节衣缩食日子的,凯恩斯的三大定律堪称天衣无缝,但万万没有想到,政府花起钱来谁也控制不了
民主政体国家不是有议会吗,议会不就是限制政府乱花钱吗,Simple &Naive,议会才是花钱如流水背后推手啊,每个议员都想给自己的选区,或者给支持自己的财团好处。
议员们团结起来更狠花钱,比政府更加不受节制,他们只需要通过巧立名目立法,钱就会源源不断花出去
要不然怎么解释,美国政府欠了那么多钱,怎么欠的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政府和议会的贪婪,造成的后果就是货币哗啦啦出去了,弗里德曼就把凯恩斯主义,当作滞胀的替罪羊了。
凯恩斯如果活着会说:他们这样乱花钱,我也很绝望啊!
弗里德曼却说,已经集聚起来的权力是不会再还回去的,通胀只有一个原因——政府开足印钞机马力,哗哗哗印钞
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最想干的事,就是斩断政府和市场之间由凯恩斯撩拨起来的秘密通道。
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舵主,芝加哥自由经济学派的宣言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别干预经济,让市场自由选择
自由派学者会质问——身为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的林毅夫,怎么可以支持产业政策,怎么可以让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为什么要背叛芝加哥精神呢?
残酷的事实是,以芝加哥自由学派支撑的华盛顿共识,在南美试验破产后,芝加哥大学学派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对于林毅夫来说,真正信奉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精神,也就是回归古典主义——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大卫李嘉图的资源禀赋
08
回到1970年代的历史图景,滞胀让经济学大爆发,但经济学从此走下坡路了,各种学派流派风起云涌,什么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革命等等粉墨登场。
经济学不再像古典学派那样。思想深刻清晰,敏锐洞察经济社会肌体变革演化。被数学工具绑架之后。已经没有现实解释力了。这当然让人痛心
70年代之后,经济学已经死了。沦为经济学圈内自娱自乐就如诗歌死了诗歌,传统媒体死了新闻学院更加活跃一样
凯恩斯之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正如林毅夫之于张维迎和许小年
张维迎许小年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狙击林毅夫,林毅夫名气越大
许小年和张维迎的出场费也越高
09
林毅夫给吉林的报告,就没有问题吗?当然有,而且非常大
但问题也绝不是那些反对者的扣帽子,托尔斯泰不是说了吗?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东北经济问题,一千个人可以说出一千条,每一条可能是结果但不一定是原因。
要不然就问一个问题:与底特律比起来,长春问题难道更严重吗?
底特律是没有市场自由吗?当然不是
林毅夫的报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梳理吉林官僚体系,没有梳理吉林整个财政和资金资源
吉林的出路可以学习黄奇帆,2000年的重庆会比现在东北好吗?黄奇帆到了重庆先干两件事:一是把中央转移支付但分散的资金集合使用;二是做了大量土地储备
第一条使得重庆大干快上修路成为可能;第二条使得重庆后续发展积累了长足资金
中央给吉林的转移支付不会少,尤其是涉农资金,可是为什么吉利没有大农业集团?
长春是汽车城电影城,汽车产业链里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机会,怎么干
长春还有吉林大学得天独厚条件,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孵化吉林大学的技术转化,就像斯坦福之于硅谷
东北振兴需要的是务实,需要的是有用的经济学工具,需要发挥已有产业基础的比较优势
让三分之一干部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就像当年江浙发生的那样,干部不动,市场也不会动
东北就缺一个字:干!如果说缺两个字: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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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最大悖论是什么呢?如果是完全自由市场,政府什么都不干预,那99%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存在必要,因为企业家比经济学家看得更透
如果是完全计划经济,那99%的经济学家也没必要存在,因为政府都给你干了
经济的最大悖论是什么呢,只要经济陷入危机,大家都会眼巴巴看着政府来拯救,经济学家就会设计各种拯救方案
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最大悖论是什么呢?身价取决于凯恩斯主义者的努力,就如张维迎和许小年、田国强等,在每次批评林毅夫中,刷存在感一样
凯恩斯主义者最大悖论是什么呢他们经常制定拯救危机方案,但自身却陷入信任危机
林毅夫的最大悖论是:他想政府和市场两边下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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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对经济学家下定义:就如医生、老师、牙医、做心脏手术都是医生,幼儿园老师博士生导师也是老师
既然经济学家之间都吵得不亦乐乎,吃瓜群众就姑妄听之,他们吵架只是为了抬高身价,他们也是一群沽名钓誉名利之徒
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学家可能总结了一些道理,那些道理未经经济学家总结,人们的行动和行为已经遵循
物理学家发现新的粒子,可能开启新的科技革命;经济学家的新发现,也许是菜市场大妈或广场舞大妈早就玩腻的东西
包括费雪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炒股没有不亏死的
既然全球大部分企业家创造财富,不依赖于经济学家,那你该听谁的不就很显然了吗
有一点需要明确:解释经济现象并非是经济学家特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可以解释,但不必戴着经济学家头衔,而且经常可以解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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