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晓杰

庞晓杰统合、复归与统制——近代日本国家崛起中的文化战略-世界共享

庞晓杰
吴 限 田庆立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实施文化战略源于国家崛起的意志所驱、殖民扩张的利益所诱。伴随自身崛起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文化战略实施的手段和目标亦随之不断调整。崛起初期，文化战略的首要目标为统合民族认同、复归天皇制度、全面贯彻军国主义教育，塑造忠君爱国的臣民；进入对外扩张阶段，其文化战略的首要目标为管控媒体、主导舆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统制国民思想；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文化战略的首要目标转变为对殖民地和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和皇民教化来配合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统治。
关键词：文化战略 民族认同 天皇制度 军国主义 文化侵略
本文作者:吴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庆立：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任何一个意在实现崛起的国家而言，崛起的路程并不一帆风顺，尤其当崛起遭遇自身发展瓶颈和外力制约后，“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实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相应的会在途径和手段上寻求从历史文化中建构新的、软性力量来辅推崛起，文化战略便由此而生。
近代日本的崛起之路是一条追求国富兵强、对外扩张的大国争霸之路。大致经历了如下的崛起路程：推翻幕府实施明治维新，拉开国家崛起的历史大幕；通过大陆扩张占领朝鲜、打败中国、战胜俄国而完成地区性崛起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通过法西斯侵略扩张，实现全面崛起，称霸世界，终因战败而中断崛起。为了配合、实现崛起的阶段性需要，日本政府相应地制定和实施了统合民族认同、复归天皇独裁制度、管控媒体舆论以及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直至实施奴化教育和皇民教化在内的一系列文化统制政策，这些文化战略也从侧面勾勒出国家崛起的基本图式。
一、利用天皇统合民族认同，进而复归天皇制与推行军国主义
在日本实现崛起初期，为摆脱殖民危机和实现近代化，日本政府制定了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进而推行对外扩张的战略设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文化战略的选择上，政治精英从日本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将天皇“激活”，并重新塑造成新的政治权威，以实现在国民精神上统合民族认同，制度上复归天皇独裁制，意识形态上确立军国主义思想的统制地位。
(一) 塑造天皇权威、建立天皇独裁制，获取政治合法性以填补幕府倒台后的权威真空
民族认同是民族或多民族共同体繁衍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构成国家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有着其他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作用。当民族认同以某种民意的形式构成政治认同时，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一个政府能够代表国家、人民有效行使职能、权利的依据和保障。所以，从古至今，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在民族认同方面，日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岛国相对狭窄、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部落间长期的融合与交流形成了日本民族相对单一、文化同质化程度高的特征。因此，在明治政府成立伊始，政治精英就已开始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并确立了通过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来构建民族认同的捷径。这种行为选择是一个内在的、自觉的过程，如萨义德指出的那样：“统治精英明显感到有必要及时向历史汲取力量，赋予他们的权利一个只有传统和持久性才能赋予的历史合法性。”
通过文化认同递进到民族认同，凸显了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是在民众社会中运作，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积极认同来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择取什么样的质素能够首先完成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最终由天皇来完成。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神国思想”和“尊皇思想” 。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统治阶级必然利用天皇作为建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迅速而有效地重塑天皇权威，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在政治操作层面，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政治纲领、法律文件，将政治理念制度化。从倒幕运动开始，“倒幕派”就已开始重塑天皇权威，统合在天皇的旗帜下推翻幕府。1867年倒幕派领袖岩仓具视秘奏天皇《王政复古议》，在倒幕派的辅佐下，睦仁天皇断然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王政复古，挽回国威”，诸事回归“神武创业之始”。
幕府被推翻后，复归天皇绝对统治的制度设计开始提上日程。1868 年明治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其核心思想是试图在法律意义上确立天皇的最高统治地位，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根据该原则，政府又公布了《政体书》以法令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天皇独裁制度的政治构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宪法规定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通过宪法的最高形式最终将天皇独裁制度永久固化。
帝国宪法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崛起初期塑造天皇权威、建立天皇独裁制度的政治构想得以实现。这一过程中彰显出历史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萨义德认为，这种关系是帝国政治和文化特有的互动与共谋的关系———“维新帝国的存在取决于‘建立帝国’这样一个概念。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文化中做的。反之，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协调一致，一套经验，还得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二) 贯彻军国主义教育、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塑造忠君爱国、热衷扩张的“臣民”
天皇权威确立和天皇制建立之后，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开始膨胀，意欲实现地区性崛起。为实现上述目标，在意识形态领域，日本政府展开了一场全面贯彻军国主义思想的政治运动。侵略扩张倾向，是日本殖民扩张的精神动力之一。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萨义德的论断。他认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存在大量诸如‘劣等’、‘臣民’ 、‘依赖’ 、‘扩张’ 、‘权威’ 之类的字词和概念。”
日本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军人敕谕》 和《教育敕语》 来灌输军国主义，意在实现“日本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在极短的时期内塑造了一个效忠天皇、热衷扩张的好战民族。葛兰西认为，这是居于或争夺统治地位的集团(统治阶级或者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党) 在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对知识分子的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的传统，而且越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
《军人敕谕》 (以下简称《敕谕》) 是 1882 年由明治天皇颁布的对军人的训令，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军队则“仰朕为元首”，“以之为股肱”，荣辱与共誓死效忠。《敕谕》虽然是针对军人的训令，但在整个国家转向对外扩张时期，其影响广泛而深远。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敕谕》在意识形态上，为军国主义的泛滥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教育领域中，1890 年由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成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总方针。其目的是要培养“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忠良臣民” 。
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例作为日本文化战略核心内容的军国主义，极具如，在教材中大肆宣扬“神国日本”、“忠君爱国”、“种族优秀”等极端思想言论，要求学校设立奉安殿供奉“天皇御像”，并要唱颂《君之代》，奉读《敕语》。除此之外还要求师生参加各种慰问“皇军”的活动，到军队和战场上体验生活等。《敕语》实际上成了日本教育的最高立法，它确立了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的全面统治。
昭和时期日本逐渐走向法西斯体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达到顶峰。1934 年陆军省发布了《国防之本意及其宣传强化》的指示。指示称：“发动战争并以之为导向是我国防的使命”，“必须无视国际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真正统一于举国一致的精神。”1937 年政府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要纲》，大肆宣扬“义勇奉公”、“尽忠报国”等思想，要求全体国民严格按照《国民生活纲要》每天早起对天皇遥拜、唱诵军歌和祈福战争胜利。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的要求，文部省对神道、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团体进行了“精神总动员”，这些宗教团体利用宗教鼓吹效忠天皇，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有学者认为，国家神道被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已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管控媒体、主导舆论、用“国体意识”统制国民思想
近代以来媒体的作用日益凸显，俨然成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宣介平台和构成内容，在文化战略的制定中也被高度重视。鉴于媒体的重要作用，管控媒体、主导舆论，借以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成为政府通常的做法，专制独裁的政府尤其如此。完成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制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对外争霸在思想上的最后准备。进入对外扩张阶段，其文化战略的首要目标为管控媒体、主导舆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统制国民思想。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政府就已认识到纸媒(主要是报业)在塑造政府形象、引导舆论方面的重要性，极力加以主导和控制。1869 年政府颁布了《新闻纸印行条例》，明令禁止妄议政治，维护政府权威。其后，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和推行文明开化，政府开始大力扶植有官方背景的纸媒——《官报》被认为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
政府管控媒体的政策到了1920 年代以后，为了扫清对外扩张的障碍而变得更加严苛。一些进步刊物和民主反战言论普遍遭到严厉查禁。“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为了严密控制舆论，蒙骗国际社会，内务省发布关于战争报道的指示。规定：“不得撰写有反战、反军印象的报道；不得发表关于现役期满的部分士兵近期服役的消息；日中两军的冲突非由日本方面的错误引。”随后在政府的指使下，“日本出版文化协会”、“日本新闻会”、“日本文学报国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对出版、报业进行全面的统制，配合官方宣扬皇道文化及发扬皇国思想。有学者指出：“日本当局对敢于批评政府的报刊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政策，这也就造成了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战争时期国内报界‘举国一致’欺瞒民众的现象。”
政府一旦获得对媒体的支配权和舆论的主导权，则意味着具备了有效控制国民思想的渠道和条件。1933 年内阁牵头成立了“思想对策文化研究所”，文部省则跟进设立思想局，意在统一思想认识。随后文部省于 1936 年颁布《国体之本义》手册，宣称“我天皇与臣民自肇国以来便浑然一体”，“我国拥有世界无比的国体，我等臣民遵行之道当以此国体为根本，奉行忠孝之道。”可以说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日本，思想的天空被军国主义的阴云所笼罩。政府为控制舆论，压制自由、民主和反战思想言论而实施的文化统制策略，的确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扩张起到了混淆视听、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日本报界失去了独立和批判精神，从而沦为战争的宣传工具。日本的杂志业及文学界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
三、对殖民地和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和皇民教化
文化侵略本质是一种文化霸权，是文化统制的最极端表现形式。这种文化统制包括“事先制造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将来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或在战争中为侵略进行宣传、辩护；或在占领他国的基础上，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掠夺对象国的文化，并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更好统制殖民地和沦陷区，一种以奴化教育和皇民教化为主要特征的服务于帝国争霸的文化战略出笼了。
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在文化战略上很好地贯彻了建立被殖民者甘做亡国奴的心态。即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将帝国的意志、权威甚至企图灌输给被殖民者，使其在心态上臣服和接受帝国的统治，“无论是通过认识到与母国的共同利益，或是由于不能想出任何别的办法……这种心态使帝国持久存在。”
日本殖民当局实施的奴化政策可谓花样百出。比如对台湾，日本采取了去“中国化”的奴化政策，目的是“使台湾人了解作为帝国臣民的荣誉和幸福，以资造就传统的真正善良的日本人。”为了使台湾民众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文化母体，殖民者在台湾各地设立各类日本语学校，编纂日本语教科书，在教学中加入日本史课程，通过这些措施来边缘化汉语和推广日语。之后又强令禁止台湾民众使用汉语和闽南语，公务人员、教务人员等公职人员一律采用日语。据统计，到 1944 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高达71% 。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台湾与中国大陆血脉相连的标志，所以日本对语言的殖民成为一种“最深刻、最内在的文化殖民。”这种精神与自我认同上的毒害正是今天以李登辉为代表的一部分台独势力数典忘祖，对日存有奴性的根源之一。
与台湾同胞一样，大陆的沦陷区也遭受了残酷的文化殖民。日本推行奴化教育做法首先是对沦陷区的本土教育展开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妄图清除“民族认同”、“救亡图存”等思想，培养“效忠天皇”、“服从统治”的亡国奴。例如，日本占领东北后，于 1933 年对东北的教育展开“整顿”，关闭大量中小学校，而高等院校中除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迁往关内，其余大学全部被封闭，到 1937 年仅有 10 所开课，占事变前30所的33%。可以说，从形式到内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所办的教育，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除此之外，日本还禁止民众有本土信仰，强迫其参拜神社，尊崇天皇、信奉日本的神明。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934 年在伪满洲国登基典礼上，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殖民者的胁迫下，不是对清帝国的列祖列宗进行祭拜，而是奉天照大神为建国之神，位列宗祖之上。
皇民教化是日本殖民当局实施的又一重要的文化侵略政策，与奴化教育具有同样的欺骗性和危害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却不光彩地充当起该政策的实施工具。比如，1937 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城军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时随军记者们却没有揭露这令人发指的兽行。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所以他们被形象地称为“笔部队”。
1938 年8月，内阁情报部会同军部召开日本作家开赴中国前线的动员大会，指示其用手中的笔，以战争文学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翌年殖民当局在满洲成立“满洲文艺家协会”，并炮制了极具皇民教化色彩的“满洲文学”。为了更好地收买文人，政府还暗中促使“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向“满洲文学”倾斜。如八木义德的《刘广福》，因采取迎合奴化政策、美化殖民统治的立场而获得 1944 年第19届芥川奖。
作为一种策略，派“笔部队” 开赴中国战场是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文化侵略的重要环节，他们希望文人能够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化生产，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贯穿其中，从而在思想上轻而易举地影响和控制被统治者。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实施的文化侵略不仅阴险而且不择手段。
四、日本近代文化战略的特征与启示
日本近代文化战略的制定源于国家崛起的意志所驱，殖民扩张的利益所诱。由最初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富强而蜕变为服膺对外侵略扩张的一种战略选择，直至沦为彻头彻尾的文化侵略。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统合民族认同、复归天皇制度文化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以及实施皇民教化等统制措施构成了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同时又呈现如下特征:
文化战略设定契合了追赶并试图超越西方列强的国家崛起战略的阶段性需要，但日本帝国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表明，在文化战略的相关理论尚未形成的时代，一国的文化战略通常是一种缺乏理论和无理论指导下的一种为了图存和谋强的“本能”行为，呈现一种只为服务于殖民争霸和对外扩张的单一性功能指向，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狭隘性和投机性。这实际上是在以殖民争霸为主的近代，崛起国家制定文化战略时无法克服的理论贫困和时代局限。由于“先天缺陷”，这样一种文化战略难以持久、稳定地发挥其正面效用，因其过于强调争霸和扩张的功利性，反而最终制约了国家的崛起。以此而论，“文化侵略”作为侵略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是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相伴始终的。日本的文化战略与军事扩张战略是同质的，具有相同的侵略性、扩张性和野蛮性，其对华之侵略，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也是一场“文化战”、“思想战”。
塑造天皇权威、建立天皇独裁制以及利用天皇统合民族认同，这是近代日本政治与文化领域一场典型的“造神”运动。从制度设计的过程来看，日本建立天皇独裁制显然与议会民主制的时代潮流相背离，但统治阶级却将其视为一种根本的政治需要。然而，之后的历史明证，帝国宪法赋予天皇对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权，为后来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在体制上埋下了祸根。
贯彻军国主义教育、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仅从有利于国家崛起战略的效用角度而言，日本政府将军国主义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培养热衷军国主义的国民的文化战略无疑是有效的，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政府强制推行军国主义的“洗脑”政策，只能培养出“塑造尊皇心，并千百年矢志不渝”的战争狂人和缺乏独立和是非观的“愚民”，最终制约了国家的崛起，甚至将整个国家引向战争的歧路。同样的，管控纸媒、主导舆论、用“国体意识”统制国民思想由此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战争问题上，日本彻底失去了自我反省的契机，向着侵略战争的深渊滑去；在国民精神上，国民没有了对自由、民主的向往而沦为皇权的牺牲品。
对殖民地和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皇民教化，并非如日本殖民当局信誓旦旦地所谓实现“五族和谐”、“大东亚共荣”，根本目的在于摧残他国文化、消弭被殖民者的民族精神和反抗意识，进而培养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忠心效忠天皇和臣服日本的贱民。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众多的知识分子充当了文化侵略的鼓手和爪牙。他们利用自己在知识领域拥有的话语权和生产知识产品的能力，炮制大量带有皇民化色彩、军国主义情节的反动文学作品，从思想、文化的层面为国家的侵略战争服务，对被殖民者进行精神摧残和思想毒害。他们同那些嗜血的军人一样，甚至比他们犯下的罪行更为严重。
也许一个理想的文化战略应如约瑟夫奈所描绘的，“能使本国权力在他国眼里具有合法性，则它可能不会遭到较多的抵制就能实现愿望。如果该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则其他国家更愿意追随其左右。如果它建立的国际规范与其他社会一致，它就不需做太多改变。”然而，文化战略先天具备的功利性属性决定了当被政治精英有目的嵌入到国家的整体战略意图中时，常常会因为对国家利益盲目而贪婪的追求而导致自私和缺乏公理正义。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当国家的整体战略倾向扩张、侵略、称霸时，文化战略就会危险地沦为纯粹的文化侵略而终招失败。日本已为此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这应当引起文化战略制定者的足够警惕。(注释略)
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