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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被黑的最惨的帝王
文丨辅仁君
有人说,现代社会,媒体才是世界的真正统治者。
如果这话有道理,那么,在古代,同样,谁掌握了舆论权柄,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我在中学时候就听说过他的令人“羡慕”的劣迹:"大冣乐戏于沙丘 ,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商纣王。在当时看到这么一段描述之后,对纣王的第一印象就是喜欢喝酒吃肉,并且有集体裸奔的嗜好。
也许是阅历不够(^_^),无法理解这种嗜好有多刺激。把一块一块的肉悬挂成林,盖一处处池子,注入美酒,男女一丝不挂在肉林之间奔跑嬉戏,渴了就喝池子里的酒,饿了抓住身边的肉啃几口,日复一日,长乐未央。

在老师的教导下,商纣王被当做帝王中最为腐败的典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先前固化的历史人物评价渐渐开始有所怀疑。因为我曾经试过,连续一星期每天大鱼大肉,吃得令人恶心,实在不是什么很刺激很快乐的事。而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为了彰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习惯性要对末代君主进行艺术性加工,把各种违背天道,扭曲人性的东西往失败者身上堆积,以便让后人认为,我们取得统治权,乃是替天行道,为民做主。被这样整黑的帝王还不少,始皇帝、隋炀帝也有不少人为期翻案。
长话短说,今天要说的这个帝王,商纣王,根据历史常识,商朝天子并不能称作王,而是比王更高的“帝”,所以商纣王在当时的时代,正确的称呼是“帝辛”,周朝给了一个不好的谥号“纣”。夏朝也不称王,而是称作“后”,后羿的后。据《史记》记载,到了周朝,天子取消帝号,自降品级食人女,把自己降格为王。
那么,在殷商时代玉骨销魂,除了天子之外,还有很多地方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并不像周朝那样伊氏的日常,核心地带都是自家亲戚和嫡系亲信掌控。殷商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一直就很乱,政治不稳定,除了京畿之地,地方诸侯经常叛乱,到了帝辛他爷爷和父亲时代,商朝趋于稳定,并对四夷狄开始征伐,以开疆扩土。

帝辛时代的商朝有多大,《淮南子》曰:“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五岭以南的一帶地方〉,后幽都。”又曰:“纣王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淮南子·主术训》),这里可能有些夸张了,不过,从历史语境中分析,帝辛时期中国是一统天下的。帝辛为了开疆扩土发兵攻打东夷以及东南地区的淮夷等,中国控制领域空前膨胀。从这个意义上,帝辛也是有很大贡献的。
不过时运不济,商朝的统治基础依然不稳定,诸侯做大,时不时还要想要趁机捞一把。尤其是被分封到西部的周国,兼并西北西南的商朝以外的土地(后来秦国也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内部进行政治整顿,实力空前强大,帝辛不是没有察觉,而且还囚禁周国君主,但最后还是放虎归山,以至于在帝辛征伐东夷、首都空虚的情况下,被周国军队捅了刀子。

周人的政治大喇叭
周国为了“吊民伐罪”,肯定要发布檄文,把帝辛的人品和政治作风数落一遍,以振奋军队的士气。因此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季历起便积极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和君商学院,克之理财教室保险。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
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在黎地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随后拘禁了周侯昌于羑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慕承和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以及要取代商朝中央的野心,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周朝取代商朝,对言论的威力记忆犹新,以及认识到取得民心的重要性,因此在开国之后,便吸取教训,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萧蔷之内的谍战兄弟
我们说一个历史人物,仅仅凭外人抹黑,他并不会被黑成煤球,而能让“黑脸”通透入骨髓,自己人的功劳应该是最大的。金钱龟养殖加盟
关于这一点,笔者向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皇帝齐刷刷被黑得深入人心的一个朝代,明朝。我们印象中明朝皇帝清一色全是昏君。一群“昏君”竟然让大明朝成为最富裕的东方超级大国,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经过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考证,明代前期政治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很多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后期更是进一步出现了制约皇权的各种叠加在一起的制度。皇帝成了摆设,士大夫为了青史留名,个个巧舌如簧,逮住一点小事就要把皇帝骂成万恶之源,甚至无中生有,来“警示”圣上。后来的满清所谓的史家,当然不敢说明朝的好,为了突出满清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明朝士大夫的“激情”语言就很有利用价值了。
回到商朝,黑帝辛的第二主力便是自己人,说白了就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神棍,也即是掌管神权的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教皇与神父之类,商朝想要挑战神权,神棍们自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

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劝五更,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争夺权力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不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各种罪状,不一而足。
后世文人的笔杆子
抹黑帝辛的第四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和其后人。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实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

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至此,帝辛已不再是帝王,而是任人化妆的小姑娘,每个人都要来画上几笔瑟兰迪斯,以让小姑娘看起来更丑。
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也就是说,帝辛虽然不是善类,但也没有恶到如此地步吧。看来想做君子还真要不断修身,不然的话,一旦犯了错行了恶,或者成为政治失败者,所有的恶行都会加在你头上。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特战风云,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要让人们形成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帝辛的灭亡是其罪有应得。
结语:正视历史,以正人心
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叶祥尧,非革故不足以鼎新。因此,在研究殷商亡于帝辛这段历史时,顾炎武分析了殷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而帝辛正好成了商朝命运的牺牲品。

大周朝取代商朝,实行了仁政,作为一个胜利者,继承了夏商文明发展之成就,奠定了中国文明之基础,为万世之典范,也算是实至名归。
然而,时至今日,成王败寇的思想不断地变异扭曲,还深入人心神魔系统。铁木真被当成了杀人英雄,希特勒被当做膜拜对象,百姓去读历史,常常不经意就欣然接受“谁的胜利的屠刀更锋利,谁就是正义”这样一种扭曲的历史观。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是为了正衣冠,而是为了正人心。